傅抱石七贤图
公元262年,嵇康被押上刑场,一曲空前绝后的《广陵散》后,曲终,人散。
嵇康临刑前,在狱中写了一篇《家诫》,给他十岁的儿子嵇绍。洋洋千言,其语谆谆,主旨却是教育儿子以后不要像自己一样,不要做一个英雄,不要做一个名士,要听领导的话,要和领导保持一致。言语之中,不见桀骜不驯,不见放荡不羁,只有明哲保身的谨小慎微和看似琐屑的苦口婆心。
这实在颠覆了我们对嵇康一直以来的印象,但这是一个作为父亲的嵇康。当一个人做了父亲之后,他不再是一个视生死如草芥的汉子,也不再是一个可以洒脱地说出“生亦何欢,死亦何苦”的英雄。他变得庸常而世故,甚至卑微,因为他知道人世艰辛,世道险恶。他可以不在乎世人的诋毁,不在乎自己的生死,却不能不在乎一双儿女的未来,这就是父亲。
嵇康临死之前,没有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哥哥嵇喜,也没有托付给他一向敬重的阮籍,而是托付给了那个他曾经与之绝交的山涛,并且对儿子说:“巨源在,汝不孤矣。”
不是他信不过自己的哥哥,也不是他信不过阮籍的品行,而是作为过来人的他,明白这世间的险恶。自己被害,家族也不一定能够幸免。阮籍同样不被世俗所容,同样前途未卜。山涛虽然与自己道不同,志趣也迥异,但他相信山涛对朋友的忠贞,更明白只有在山涛的庇佑下,儿子才能在险恶的人间平安地活下去。
事实证明,嵇康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十八年后,嵇绍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,被晋武帝“发诏征之”,走上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。这也许是嵇康愿意看到的最好的结果。
陈冬至抚琴图
嵇康学问做得好,还娶了曹操孙女长乐公主,他“身长七尺八寸,风姿特秀”,见者叹曰:“萧萧肃肃,爽朗清举。”或曰:“肃肃如松下风,高而徐引。”山涛称他:“嵇叔夜之为人也,岩岩若孤松之独立。其醉也,傀俄若玉山之将崩。”连喝醉了酒都这么有型,简直就是国民男神。
然而,清高了一辈子的嵇康,在朋友和儿子面前,却是判若两人的模样。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中提出,嵇康写给儿子的信《家诫》,与写给好友山涛的绝交书(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),无论是“三观”立场还是行文风格都“如出两手”。《家诫》说得最多的是如何世故圆融,保护自己;而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,则显得清高简傲,朋友的处世之道、价值观与自己不同,说绝交就绝交,还发“公开信”。
奇怪的是,嵇康临死之前,没有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哥哥嵇喜,也没有托付给他一向敬重的阮籍,而是托付给了那个他曾经与之绝交的山涛,并对儿子说:“巨源在,汝不孤矣。”作为父亲的嵇康,与作为自我的嵇康,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?那位被他“绝交”的老友、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,为什么又是他最信任的托孤对象呢?
我们先摘录嵇康《家诫》里的几句话,看看他究竟对儿子有哪些告诫:
不要轻易答应别人的请求,实在不忍心拒绝,也只能低调帮忙:“其立身当清远,若有烦辱,欲人之尽命,托人之请求,当谦辞敬谢:其素不豫此辈事,当相亮耳。若有怨急,心所不忍,可外违拒,密为济之。”
不要轻易发表意见,以免招惹是非:“夫言语,君子之机,机动物应,则是非之形著矣,故不可不慎。若於意不善了,而本意欲言,则当惧有不了之失,且权忍之。後视向不言此事,无他不可,则向言或有不可;然则能不言,全得其可矣。”
不要强劝别人喝酒,也不要强拒别人劝,同时切不可喝多,以免失控:“又愦不须离搂,强劝人酒。不饮自已,若人来劝,己辄当为持之,勿诮勿逆也。见醉薰薰便止,慎不当至困醉,不能自裁也。”
总之,这不能做,那不能做,通篇都是在告诫儿子为人处世务必小心,以免惹祸。谨慎到如此地步,这还是那个在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自称“自性狭中”、“不识人情,暗于机宜”的嵇叔夜吗?
有人说,这是嵇康在反思自己的人生,对自己因为“性格缺陷”惹来祸端非常懊悔,不想儿子重蹈自己覆辙,所以选择自我妥协,用与自己内心截然相反的“圆滑”准则来教育儿子。
也有人说,《家诫》里面正直却谨慎的形象才是真正的嵇康,只不过因为身处的时代太过混乱污浊,想靠谨小慎微来坚持自我几乎不可能,所以干脆选择了放浪不羁的消极“变态”道路。然而这条路实在太难,内心的挣扎与惶惑太痛苦,所以希望儿子能够走一条更现实更轻松的路。
不管出于什么心态,嵇康的确是不想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了,他选择山涛作为“托孤”的对象,也正是这种愿望的体现。
作为被嵇康“嫌弃”绝交的前挚友,山涛和嵇康不同,对当朝权贵的笼络并不排斥,甚至主动接近。司马师举他做官,司马昭赠他钱物,他都一一接受。当然,山涛也不是什么贪图名利忘乎所以的人,早在司马懿时代,他就意识到司马氏与曹氏集团争权可能带来的危险,弃官隐居,“无事马蹄间”,等到司马师执政、大局已定后,才重新出仕。
这样的人,在乱世官场中自保是没问题的。
而且山涛也不是只图自保,他有自己的底线原则,在官位上做出了很多有益的事情。裴秀遭到陷害时,山涛宁愿自己被逐出朝廷也要仗义执言。在地方上,他举贤任能,使当地风气为之一变,深受当地人推崇称颂。
可以说,山涛的人生是比嵇康“成功”的。他在乱世中保护了自己,同时也没有放弃实践自己内心的理想。
虽然一度“任性”与之绝交,但在嵇康的内心,恐怕也还是认同甚至羡慕山涛这种人生。同时,他也清楚山涛的人品,所以才放心的把儿子托付给他。
张大千 嵇康听松图
山涛也的确没让老朋友失望,后来在他的举荐下,嵇绍身为“罪人”之子却得以出任秘书丞,走上仕途。
嵇绍之后屡次升迁,颇有作为。他为人正直,不亲附恶人,坚持道义,连骄横暴戾如石崇之辈也对他心悦诚服,在军中,将士们也都深服其德,愿意随其共生死(“愿嵇侍中戮力前驱,死犹生也”)。可见其不像其父那样拒人于千里之外,而是兼具人格魅力和亲和力。
但嵇绍最后的结局却和父亲嵇康一样令人叹息。
西晋王朝“和谐”统一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,晋武帝司马炎死后,继位的晋惠帝司马衷(就是说“何不食肉糜”的那位)是个近乎白痴的存在。很快,司马皇族陷入了血腥的自相残杀中,即著名的“八王之乱”。在战乱中,晋惠帝今天被这个王裹挟,明天又被那个王控制,完全木偶一个。
永兴元年(公元304年),东海王司马越挟晋惠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,嵇绍随驾出征。“王师”在荡阴大败,惠帝脸部受伤,中三箭,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溃逃,只有嵇绍挺身而出,衣冠端正地坚守在皇帝身边。司马颖的军士蜂拥而上将嵇绍杀害,血溅在惠帝的御衣上。惠帝虽然愚钝,但也为之哀叹不已,甚至不忍洗去衣服上嵇绍的血迹,“此嵇侍中血,勿去。”
这样,嵇康嵇绍父子都死在了司马家族的手里。只不过,一个是作为“罪人”,被司马氏的领袖冤杀。一个却是作为忠臣,为了保卫司马氏的领袖而被同属司马氏的“逆贼”杀害。
父亲蒙冤而死,儿子却为“杀父仇家”誓死效忠,这看似不近人情。但从传统中国道德观念来讲,这并非不可理解。在“君臣父子”的伦理体系中,“君臣”在“父子”前面。嵇康作为曹魏的臣子,还是曹氏皇族的姻亲,他对危及曹魏皇权的司马氏“不合作”,不管究竟出于何种心态,都可以说是理所当然。而嵇绍十来岁就成了晋朝人,在晋朝治下出仕为官,作为晋朝臣子的他为晋朝皇帝誓死效忠,也是毫无问题。
嵇绍在历史上并不孤单,一千多年后,明初忠臣方孝孺的父亲也是被明太祖朱元璋冤杀,但这毫不影响方孝孺对朱明王朝的忠诚,而他最后也是为了捍卫朱氏皇族的“正统领袖”明惠帝,而被同属朱氏皇族的“燕贼”朱棣残忍杀害。
嵇氏父子和山涛,以及千年后的方孝孺,他们个性、主张、处事方式截然不同。但他们坚持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准则,或是相通的。
嵇康虽然在《家诫》中反复告诫嵇绍要懂得自保,但更在一开头就说“人无志,非人也”:人要有自己的志向和准则,否则就根本谈不上是一个人。
嵇康因为各种缘由,选择了一种看似消极的方式逃避是非,但在友人遭遇危难时,愤然站出来为之抗争辩护,不惜搭上自家性命。教育儿子时,也首先告诫其不能“无志”。嵇绍和方孝孺忠臣烈士,其志自不必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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