嵇康家训：人无志，非人也

傅抱石七贤图

公元262年，嵇康被押上刑场，一曲空前绝后的《广陵散》后，曲终，人散。

嵇康临刑前，在狱中写了一篇《家诫》，给他十岁的儿子嵇绍。洋洋千言，其语谆谆，主旨却是教育儿子以后不要像自己一样，不要做一个英雄，不要做一个名士，要听领导的话，要和领导保持一致。言语之中，不见桀骜不驯，不见放荡不羁，只有明哲保身的谨小慎微和看似琐屑的苦口婆心。

这实在颠覆了我们对嵇康一直以来的印象，但这是一个作为父亲的嵇康。当一个人做了父亲之后，他不再是一个视生死如草芥的汉子，也不再是一个可以洒脱地说出“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”的英雄。他变得庸常而世故，甚至卑微，因为他知道人世艰辛，世道险恶。他可以不在乎世人的诋毁，不在乎自己的生死，却不能不在乎一双儿女的未来，这就是父亲。

嵇康临死之前，没有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哥哥嵇喜，也没有托付给他一向敬重的阮籍，而是托付给了那个他曾经与之绝交的山涛，并且对儿子说：“巨源在，汝不孤矣。”

不是他信不过自己的哥哥，也不是他信不过阮籍的品行，而是作为过来人的他，明白这世间的险恶。自己被害，家族也不一定能够幸免。阮籍同样不被世俗所容，同样前途未卜。山涛虽然与自己道不同，志趣也迥异，但他相信山涛对朋友的忠贞，更明白只有在山涛的庇佑下，儿子才能在险恶的人间平安地活下去。

事实证明，嵇康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十八年后，嵇绍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，被晋武帝“发诏征之”，走上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。这也许是嵇康愿意看到的最好的结果。

陈冬至抚琴图

嵇康学问做得好，还娶了曹操孙女长乐公主，他“身长七尺八寸，风姿特秀”，见者叹曰：“萧萧肃肃，爽朗清举。”或曰：“肃肃如松下风，高而徐引。”山涛称他：“嵇叔夜之为人也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。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将崩。”连喝醉了酒都这么有型，简直就是国民男神。

然而，清高了一辈子的嵇康，在朋友和儿子面前，却是判若两人的模样。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中提出，嵇康写给儿子的信《家诫》，与写给好友山涛的绝交书（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），无论是“三观”立场还是行文风格都“如出两手”。《家诫》说得最多的是如何世故圆融，保护自己；而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，则显得清高简傲，朋友的处世之道、价值观与自己不同，说绝交就绝交，还发“公开信”。

奇怪的是，嵇康临死之前，没有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哥哥嵇喜，也没有托付给他一向敬重的阮籍，而是托付给了那个他曾经与之绝交的山涛，并对儿子说：“巨源在，汝不孤矣。”作为父亲的嵇康，与作为自我的嵇康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？那位被他“绝交”的老友、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，为什么又是他最信任的托孤对象呢？

我们先摘录嵇康《家诫》里的几句话，看看他究竟对儿子有哪些告诫：

不要轻易答应别人的请求，实在不忍心拒绝，也只能低调帮忙：“其立身当清远，若有烦辱，欲人之尽命，托人之请求，当谦辞敬谢：其素不豫此辈事，当相亮耳。若有怨急，心所不忍，可外违拒，密为济之。”

不要轻易发表意见，以免招惹是非：“夫言语，君子之机，机动物应，则是非之形著矣，故不可不慎。若於意不善了，而本意欲言，则当惧有不了之失，且权忍之。後视向不言此事，无他不可，则向言或有不可；然则能不言，全得其可矣。”

不要强劝别人喝酒，也不要强拒别人劝，同时切不可喝多，以免失控：“又愦不须离搂，强劝人酒。不饮自已，若人来劝，己辄当为持之，勿诮勿逆也。见醉薰薰便止，慎不当至困醉，不能自裁也。”

总之，这不能做，那不能做，通篇都是在告诫儿子为人处世务必小心，以免惹祸。谨慎到如此地步，这还是那个在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自称“自性狭中”、“不识人情，暗于机宜”的嵇叔夜吗？

有人说，这是嵇康在反思自己的人生，对自己因为“性格缺陷”惹来祸端非常懊悔，不想儿子重蹈自己覆辙，所以选择自我妥协，用与自己内心截然相反的“圆滑”准则来教育儿子。

也有人说，《家诫》里面正直却谨慎的形象才是真正的嵇康，只不过因为身处的时代太过混乱污浊，想靠谨小慎微来坚持自我几乎不可能，所以干脆选择了放浪不羁的消极“变态”道路。然而这条路实在太难，内心的挣扎与惶惑太痛苦，所以希望儿子能够走一条更现实更轻松的路。

不管出于什么心态，嵇康的确是不想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了，他选择山涛作为“托孤”的对象，也正是这种愿望的体现。

作为被嵇康“嫌弃”绝交的前挚友，山涛和嵇康不同，对当朝权贵的笼络并不排斥，甚至主动接近。司马师举他做官，司马昭赠他钱物，他都一一接受。当然，山涛也不是什么贪图名利忘乎所以的人，早在司马懿时代，他就意识到司马氏与曹氏集团争权可能带来的危险，弃官隐居，“无事马蹄间”，等到司马师执政、大局已定后，才重新出仕。

这样的人，在乱世官场中自保是没问题的。

而且山涛也不是只图自保，他有自己的底线原则，在官位上做出了很多有益的事情。裴秀遭到陷害时，山涛宁愿自己被逐出朝廷也要仗义执言。在地方上，他举贤任能，使当地风气为之一变，深受当地人推崇称颂。

可以说，山涛的人生是比嵇康“成功”的。他在乱世中保护了自己，同时也没有放弃实践自己内心的理想。

虽然一度“任性”与之绝交，但在嵇康的内心，恐怕也还是认同甚至羡慕山涛这种人生。同时，他也清楚山涛的人品，所以才放心的把儿子托付给他。

张大千 嵇康听松图

山涛也的确没让老朋友失望，后来在他的举荐下，嵇绍身为“罪人”之子却得以出任秘书丞，走上仕途。

嵇绍之后屡次升迁，颇有作为。他为人正直，不亲附恶人，坚持道义，连骄横暴戾如石崇之辈也对他心悦诚服，在军中，将士们也都深服其德，愿意随其共生死（“愿嵇侍中戮力前驱，死犹生也”）。可见其不像其父那样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而是兼具人格魅力和亲和力。

但嵇绍最后的结局却和父亲嵇康一样令人叹息。

西晋王朝“和谐”统一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，晋武帝司马炎死后，继位的晋惠帝司马衷（就是说“何不食肉糜”的那位）是个近乎白痴的存在。很快，司马皇族陷入了血腥的自相残杀中，即著名的“八王之乱”。在战乱中，晋惠帝今天被这个王裹挟，明天又被那个王控制，完全木偶一个。

永兴元年（公元304年），东海王司马越挟晋惠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，嵇绍随驾出征。“王师”在荡阴大败，惠帝脸部受伤，中三箭，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溃逃，只有嵇绍挺身而出，衣冠端正地坚守在皇帝身边。司马颖的军士蜂拥而上将嵇绍杀害，血溅在惠帝的御衣上。惠帝虽然愚钝，但也为之哀叹不已，甚至不忍洗去衣服上嵇绍的血迹，“此嵇侍中血，勿去。”

这样，嵇康嵇绍父子都死在了司马家族的手里。只不过，一个是作为“罪人”，被司马氏的领袖冤杀。一个却是作为忠臣，为了保卫司马氏的领袖而被同属司马氏的“逆贼”杀害。

父亲蒙冤而死，儿子却为“杀父仇家”誓死效忠，这看似不近人情。但从传统中国道德观念来讲，这并非不可理解。在“君臣父子”的伦理体系中，“君臣”在“父子”前面。嵇康作为曹魏的臣子，还是曹氏皇族的姻亲，他对危及曹魏皇权的司马氏“不合作”，不管究竟出于何种心态，都可以说是理所当然。而嵇绍十来岁就成了晋朝人，在晋朝治下出仕为官，作为晋朝臣子的他为晋朝皇帝誓死效忠，也是毫无问题。

嵇绍在历史上并不孤单，一千多年后，明初忠臣方孝孺的父亲也是被明太祖朱元璋冤杀，但这毫不影响方孝孺对朱明王朝的忠诚，而他最后也是为了捍卫朱氏皇族的“正统领袖”明惠帝，而被同属朱氏皇族的“燕贼”朱棣残忍杀害。

嵇氏父子和山涛，以及千年后的方孝孺，他们个性、主张、处事方式截然不同。但他们坚持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准则，或是相通的。

嵇康虽然在《家诫》中反复告诫嵇绍要懂得自保，但更在一开头就说“人无志，非人也”：人要有自己的志向和准则，否则就根本谈不上是一个人。

嵇康因为各种缘由，选择了一种看似消极的方式逃避是非，但在友人遭遇危难时，愤然站出来为之抗争辩护，不惜搭上自家性命。教育儿子时，也首先告诫其不能“无志”。嵇绍和方孝孺忠臣烈士，其志自不必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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